您的位置: 首页 >党建文化>纪检监察>廉政教育>详细内容

评论:“学术原罪”是块遮羞布

来源:解放日报,王多 作者: 发布时间:2014-06-30 00:00:00 浏览次数: 【字体:
  在一些学术争议中,关于抄袭一说,尤其是“引文不加注”这件事,竟被不少学界中人称之为 “上世纪80年代的通行做法”,说如果要追究,那也是一种“学术原罪”——人人都这样,人人逃不了。

 这种学术原罪说,听起来颇有些悲凉,但总觉得哪里又有点味道不对。是不是因为是原罪,所以无法追究,甚至可以不必追究了。在我看来,其实原罪能不能成为一种挡箭牌,倒是值得深入探讨一番。

“原罪”一词,据说来源于西方宗教,概指人生而俱来带有的罪恶特质。这个词,说实话现在被世俗化得相当泛滥。上世纪80年代的通行做法,如果是集体无意识,如果是事实,我们拿今天的价值评判标准加以衡量,至少对于上世纪80年代而言,的确有失公平。而一定要拉上“学术原罪”作垫背,未免有了欲盖弥彰的味道。

 学术原罪实际上是一块遮羞布。表面上看有内省自责之心,深层次而言却有逃避掩饰之嫌。用通行做法为学术不规范辩护的思路,用学术原罪做挡箭牌的做法,是有很大问题的。上世纪80年代真的是这个做法吗?我对此深表怀疑。刚刚逝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教授,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位大家,学术造诣很高。他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出于上世纪80年代,可是你现在去看他的著作,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专业的研究水准,让人叹为观止,真正做到了“无一字不无来处”。不少学问大家,概莫如此,没听说过上世纪80年代的治学是一种松松垮垮的态度。

 再举一个理科治学大家的例子。前段时间读了一本书,叫做《谈家桢与大学科研》。谈家桢成名的学术论文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美国顶级学术刊物《遗传学》杂志。该文观点之创新、引证之严谨,论证之规范,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肃然起敬,深为叹服。难以想像的是,该文竟然是在抗战初期,面临日寇的步步紧逼,谈家桢一边随着浙江大学一路坎坷南迁,一边捉瓢虫作观察实验,最后在贵州一座破土庙里,点着煤油灯写作而成的。前辈做学问的精神,令人汗颜。条件再艰苦,环境再纷乱,如果做学问的人本身态度端正,似乎既不影响出学术成果,也不会搞乱学术规范。

 其实,治学历来是有传统的,是有严格规范的,古今如此,中西皆然,何以到了上世纪80年代就掉了链子?恕我直言,学术的规矩,从来就没出现过问题,出问题的多数在人本身。

 如果一定要拿环境说事,就不得不说说另一件事。前段时间国家科技部的一位领导痛斥大学科研经费的腐败,称我国大学科研经费只有六成用于科研,其余的不知所终。令人感到悲哀的是,今天很多的学界中人对此似乎并不以为然。把科研经费中饱私囊的事,看成是当下的规矩,“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,大家都这么干”。我不知道,20年或者更久以后,当后人重新审视我们这个“规矩”时,他们是不是也会以一句“那个年代就那样”作为一种托辞,而原谅我们前代人的“原罪”。我们更希望后人不要以这样的眼光看我们,也不要用原罪来为我们开脱,因为事实上,现在的我们,谁都知道,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。错了,就是错了,不必掩饰,让后人替我们掩饰,是我们自己的耻辱,而明知耻辱却不从自身改变,那才是真正的“原罪”。

分享到:
【打印正文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