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学术原罪说，听起来颇有些悲凉，但总觉得哪里又有点味道不对。是不是因为是原罪，所以无法追究，甚至可以不必追究了。在我看来，其实原罪能不能成为一种挡箭牌，倒是值得深入探讨一番。

“原罪”一词，据说来源于西方宗教，概指人生而俱来带有的罪恶特质。这个词，说实话现在被世俗化得相当泛滥。上世纪80年代的通行做法，如果是集体无意识，如果是事实，我们拿今天的价值评判标准加以衡量，至少对于上世纪80年代而言，的确有失公平。而一定要拉上“学术原罪”作垫背，未免有了欲盖弥彰的味道。

　学术原罪实际上是一块遮羞布。表面上看有内省自责之心，深层次而言却有逃避掩饰之嫌。用通行做法为学术不规范辩护的思路，用学术原罪做挡箭牌的做法，是有很大问题的。上世纪80年代真的是这个做法吗？我对此深表怀疑。刚刚逝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教授，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位大家，学术造诣很高。他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出于上世纪80年代，可是你现在去看他的著作，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专业的研究水准，让人叹为观止，真正做到了“无一字不无来处”。不少学问大家，概莫如此，没听说过上世纪80年代的治学是一种松松垮垮的态度。

　再举一个理科治学大家的例子。前段时间读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谈家桢与大学科研》。谈家桢成名的学术论文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美国顶级学术刊物《遗传学》杂志。该文观点之创新、引证之严谨，论证之规范，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肃然起敬，深为叹服。难以想像的是，该文竟然是在抗战初期，面临日寇的步步紧逼，谈家桢一边随着浙江大学一路坎坷南迁，一边捉瓢虫作观察实验，最后在贵州一座破土庙里，点着煤油灯写作而成的。前辈做学问的精神，令人汗颜。条件再艰苦，环境再纷乱，如果做学问的人本身态度端正，似乎既不影响出学术成果，也不会搞乱学术规范。

　其实，治学历来是有传统的，是有严格规范的，古今如此，中西皆然，何以到了上世纪80年代就掉了链子？恕我直言，学术的规矩，从来就没出现过问题，出问题的多数在人本身。

　如果一定要拿环境说事，就不得不说说另一件事。前段时间国家科技部的一位领导痛斥大学科研经费的腐败，称我国大学科研经费只有六成用于科研，其余的不知所终。令人感到悲哀的是，今天很多的学界中人对此似乎并不以为然。把科研经费中饱私囊的事，看成是当下的规矩，“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，大家都这么干”。我不知道，20年或者更久以后，当后人重新审视我们这个“规矩”时，他们是不是也会以一句“那个年代就那样”作为一种托辞，而原谅我们前代人的“原罪”。我们更希望后人不要以这样的眼光看我们，也不要用原罪来为我们开脱，因为事实上，现在的我们，谁都知道，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。错了，就是错了，不必掩饰，让后人替我们掩饰，是我们自己的耻辱，而明知耻辱却不从自身改变，那才是真正的“原罪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