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下，正是南汇水蜜桃上市季。在上海鹤丰生态农庄的百亩桃园里，生态养殖的桃子饱满多汁，令人垂涎欲滴。其中不少已经被家庭认养，只等着成熟的那一刻，直送到“主人”的家中。
在生产端提倡生态农业等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，流通环节强调缩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，这样的模式，对于国内大部分消费者来说，也许还显陌生。在国外，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——社区支持农业（即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，以下简称CSA）。2000年初，这一模式在国内萌芽并在北京、上海等地投入实践，逐渐衍生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“社会生态农业”。
这一听来供需方双赢的模式，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有人在历经挫折后退出，有人还在想尽办法寻找盈利点，仅有小部分从业者实现了平稳发展。

“温柔”对待土地

多年前，鹤丰生态农庄负责人仇明惠追随着父辈的脚步来到有着“中国最美村镇”光环的牌楼村。在偶然的契机下，踏入都市农业的圈子。
“在上海近郊，土地租金以及人力成本较高。当时觉得，生态农业的农产品质量高、附加值高，且可持续，所以满怀斗志地开始做了。”鹤丰生态农庄不使用农药与化学肥料，通过羊粪、稻糠、菇渣等堆肥，以及生草栽培、微生物肥等方式，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。并且，通过农园认养、桃子预售等方式，与周边社区的居民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，部分产品通过会员预付或者储值购买的方式，定时送到客户的手中。
后来，仇明惠才了解到，这样的生产模式在外国被称为CSA。如果说她的探索属于无意为之，那么在上海，还有一些人或是出于环保理念，或是受“乡愁经济”驱动，从一开始就已清晰地将该模式作为立足之基。
“有机农业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土壤。”上海百欧欢有机生态农场相关负责人宋元园经过多年的实践，才终于理解老师说的这句话。有机农业并不是“放养”，而是遵循一定的标准，在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、化肥等前提下，实现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。
“温柔”对待土地，也会获得同等的自然回馈。在鹤丰生态农庄，桃园病害鲜有发生，还出现了上海多年未见的独角仙、萤火虫等昆虫。百欧欢基地内，刺猬、黄鼠狼等动物时不时就会出没。

理想与现实的矛盾

从环保的角度来说，社会生态农业的价值毋庸置疑。但如果转换到经济视角会发现，这一模式在国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放眼上海乃至全国，真正实现稳步发展并盈利的CSA农场，只占少数。
“最主要的一点是，消费者端的驱动力不足。”上海市农科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增金指出，国外是一部分家庭主妇为了有机生态农产品主动寻找合作社，因此更加有积极性预先支付费用，对产品更加信任。国内是学者、行业精英和乡村精英从生产端开始探索，推进起来可能会相对艰难。
生态有机农产品的价格影响了大众的选择。比如国内的有机农产品，一般是市场普通农产品价格的3至5倍。
成本究竟高在哪里？以鹤丰为例，仅仅是桃园垄上人工除草，在生长旺季时就需要额外招募20名临时工。有机肥也是高投入，一亩地如果使用化肥需要1000元左右，而微生物有机肥则需要约3000元。在生产成本之外，还有市场教育、营销推广、精致包装、流通配送、产品损耗等综合费用，共同构成了生态有机农产品的高售价，令大多数人“望而却步”。

“社会生态农业+”的可能性

“当下，产业化农业仍然是国内的主导，侧重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。CSA更重要的作用在于，提供生态有机的更高品质农产品，以及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更高收益和更低市场风险。”刘增金指出，收益缓慢的社会生态农业，需要一些硬支持。政府可以扮演好规划者与支持者两大角色。例如，对符合有机生产规定的CSA用地提供一些优惠；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扶持有机农业与生态农业项目；吸引金融机构及民间资本进入CSA项目，以及引进保险机构、完善有机认证等。
农户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提升自身实力。目前CSA农场的销售渠道比较单一零散，大部分通过熟人介绍，口口相传。未来CSA农场不仅要加强与单个消费者的联系，还可以考虑与高档餐馆、旅游景点、商业超市合作，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，防控风险。